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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剿共”背后国民党派系的较量

来源:军事历史研究 作者:罗敏 时间:2019-1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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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代蒋介石在推进统一进程中遇到的最大挑战,主要来自以陈济棠、李宗仁为代表的广东、广西地方实力派和以胡汉民为首的党内元老势力结合而成的西南政权(即西南政务委员会和西南执行部)。在西南地方势力与国民党中央博弈过程中,介于二者之间的中共力量之消长,成为影响他们关系发展的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正因利害如此攸关,双方在"剿共"问题上的真实态度可谓虚虚实实,真假难辨。

长期以来,学界对西南地方势力与国民党中央在"剿共"问题上的认知有失简单。南京中央被视为"剿共"政策的坚决实施者,而西南地方势力则被认为对"剿共"长期消极,甚至与中共一方相互依存。这一认知虽大体无误,但缺乏对历史内部复杂性的深刻洞察。近年来,随着《蒋介石日记》《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下文简称《事略稿本》)等原始档案资料的开放与刊布,蒋介石在实施"剿共"政策过程中的首鼠两端,甚至有意"放水",开始逐渐为后人所知晓。结合《蒋介石日记》《事略稿本》和《胡汉民未刊往来函电稿》等两方面史料考察,可以看出双方在"剿共"问题背后的算计与较量,要比我们已有的认识更为丰富,也更加复杂。蒋在日本侵略东北、自身实力有待充实的情况下,通过与陈济棠合作"剿共",借机拉拢、分化西南内部军事与政治两派势力。陈济棠则假借出兵"剿共"为名,操纵中央与西南元老,在向中央请求经济补助的同时,又以"剿共"军事紧张为由,反对胡汉民等政治领袖在西南开府反蒋。胡汉民等人则以邀请川、滇、黔、湘等地方势力来粤协商"剿共"相号召,积极推动西南诸省的同盟与联防,以推翻蒋的独裁统治。

本文即通过对照《蒋介石日记》和《胡汉民未刊往来函电稿》的相关记载,同时结合当时天津《大公报》《北平晨报》《香港中兴报》《香港工商日报》的相关报道,试图揭示蒋介石与西南地方势力在"剿共"问题上的真实态度及其背后的较量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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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剿共"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的入侵改变了蒋介石与其政治对手之间的博弈方式。因胡汉民汤山被囚事件引发的宁粤对峙由武力相向转为和平解决。然而,在和平统一的表象背后双方依然貌合神离,相互防范。

统一政府成立后,两广方面虽然声称取消"非常会议"和"国民政府",但同时又宣布遵依广州四全大会决议,在粤成立"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西南执行部"和"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两广方面此举的真实目的,是为了保持半独立的自主状态,但对外却公开宣称是为了"剿匪",标榜"盖当粤成立国府之目的有二,一为推倒独裁,一为肃清共匪,现在第一目的虽已达到,第二目的还未实现,故要有此组织,负责剿共,所以要用西南为名,则因共匪以西南为最多","就西南名义言,组织虽属地方,但就剿共实际言,则诚为全国。外间有谓此组织为对付中央,为形成割据,均属误会,盖各机关率听命受辖于中央也。"

第二次下野复职后,蒋介石认为:"如广东能切实归附中央,则对内对外问题皆可迎刃而解,否则广东人亡国民党,国民党亡而中国亡,国之罪应由广东人负之。"蒋虽力主统一广东为解决国内问题的关键,但因日本对北方的侵略毫无缓和迹象,为避免陷入南北受敌的被动局面,于是决定对"西南联络"、对"南部妥协"。上海淞沪战事爆发后,为将入赣"剿共"军队抽调回京作军事上的准备,蒋决定将江西"剿共"的任务委托粤桂所属第1、4两集团军负责办理。合作"剿共"成为蒋对两广实力派进行联络、加以羁縻的主要方式与手段。1932年3月19日,蒋在就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后的第二天便电告何应钦:"陈伯南(注:陈济棠字伯南)对国防积极准备,对中央亦无二意,不再受政客挑拨,意志已加坚决,同舟相济,为国佩慰。其名义或为广州绥靖主任,兄与之切实商定可也。"

蒋介石借协商"剿共"之机,侧重联络以陈济棠为首的军事将领,而对以胡汉民为首的元老派淡然视之,显然带有分化西南内部文、武两派之意。此时,西南方面正欲借淞沪战事爆发之机,酝酿另组政府。蒋的分化政策初见成效。陈济棠对元老派欲在西南开府、扩大组织的做法态度慎重,一方面借口回乡葬父,消极摆脱内部元老的牵绊;另一方面派手下将领邓龙光、李庆文赴京,主动向蒋交涉出兵"剿共"的条件。陈所要求的具体条件如下:

(1)入赣剿共部队应请中央另派大员统一指挥,最好敬之(何应钦)为正,陈(济棠)愿为其副。(2)中央补助粤军剿共费最好月拨110万元,并请一次性拨助子弹50万发,机关枪若干。(3)收复区应请专设战地政委会,专任善后,并谋与天翼(熊式辉)开诚合作之办法。(4)粤桂各设绥靖主任,陈(济棠)兼八路指挥,独李(宗仁)无兼职,应请中央一律给李桂军指挥名目,以免取消一四集团时,为李(宗仁)、白(崇禧)牵制破坏。(5)应请中央再劝胡(汉民)、孙(科)回京供职,陈(济棠)亦力劝之,免其挑拨生事,至胡、孙全能受劝否,则可不问。(6)粤省府应请暂维现状。

对于陈济棠主动派代表来京交涉的举动,蒋介石手下亲信张群、杨永泰判断:"此次虽属初步工作,从此确定伯南(陈济棠)倾向逐步迈进,似有竭诚拥戴,打成一片之可能。"此后,蒋在日记中将"粤陈款项""剿匪名义"与"日寇交涉"并列为"最急"之要务。1932年4月15日,蒋电令宋子文:"对于粤方协饷,除原拨三十万元外,增加二十万元,另拨桂方二十万元,中央每月共拨粤桂七十万元,各节兄可直接电汪院长与中,中自当与之协商妥处也。"蒋同时决定取消第1、4集团军的编制,改任陈济棠为第8路军总指挥,兼广州绥靖区主任;李宗仁为第9路军总指挥,兼南宁绥靖区主任;并任命陈济棠为赣、粤、闽三省"剿匪"副司令。

中央的任命接连而至,陈济棠却始终保持缄默。粤陈之所以又迟迟不愿就职,主要是出于此时必须要先行整理西南内部的考虑。1932年5月,为统一西南军权,陈济棠撤换了非常会议时期跟随孙科南下的空军司令张惠长和海军司令陈策,决定将原属国民政府的海、空军改隶为第1集团军统辖,从而引发了西南内部的海空军改隶风潮。若想肃清孙科在广东的势力,陈济棠离不开胡汉民、萧佛成等西南元老的支持与斡旋。时人观察:"海军问题之所以发生,自然起因在于陈济棠欲统一兵权,而萧佛成邓泽如及胡汉民等,亦愿顺陈之意,使为反蒋之交换条件"。陈济棠在统一军权的同时,又借助西南元老派的力量,在政治上拓展新局面,撤换了广东省财政厅厅长冯祝万,改由第1集团军总政训处主任区芳浦继任,"于是广东乃成为清一色之局面矣"。

台湾宾果陈济棠不愿就职的背后也有借机进一步要挟中央的意味。蒋介石派驻香港方面情报人员的报告分析,粤陈"实在无所适从之中","若就胡计划叛背中央,则国人责备,财用又感困难","若就中央新职,则南越王之地位无形打消,财政仍属困难,元老分子亦无处容纳,故就回乡之便,密约白崇禧商议"。当时舆论也认为,陈济棠之所以"对于总指挥,绥靖主任,剿共副总司令等新职,概暂不就任","惟两粤大军既担任剿共,军费浩繁,而中央只允每月补助50万元,不敷甚巨,应再请中央,最低限度月助一百万元方可"。果然,陈济棠除继续要求中央补助军费外,还借机向中央提出,"原有国税之应解中央者,亦应提出若干,以清除历届公债款项,或由关余提拨,如此则广东可以服从中央,一致团结"。

透过上述陈济棠与中央之间围绕"剿共"问题的交涉不难看出,对中央而言,合作"剿共"是分化政治对手的一种手段。蒋介石以协商"剿共"为由,与西南内部以陈济棠为首的军事将领保持联络,并通过协饷的方式对其加以牵制。而对陈济棠来说,则可借"剿共"问题同时要挟中央和西南元老派,居中取利。粤陈一方面借口出兵"剿共",向中央索取军费补助,积极拓展广东一省的经济利益;另一方面又以推迟就任中央所委"剿共"职务,换取元老派的支持,借助胡汉民等人的斡旋,统一西南内部的军权、政权与财权。

随着日本对北方侵略的加重,陈济棠与国民党中央在"剿共"方面的合作继续向前推进。1933年1月,山海关、榆关失陷,平津告急。为了应付北方的危急局势,蒋介石致电陈济棠表示准备"先行赴赣,部署就绪,再转而北行,以免将来兼顾不遑",希望粤方能"多抽部队入赣,负责痛剿"。陈济棠于1月27日邀请李宗仁、白崇禧、蔡廷锴密商出兵计划,主张由"粤、桂、闽部队负责赣省剿赤任务,华北全部及中央直属主力部队负目前抗日任务",并拟定了具体出兵计划,上报南京中央。出兵统率机关定名为"湘粤闽赣边区南路总司令部",以陈济棠为总司令,白崇禧为副总司令。

蒋介石在核复两广实力派所提计划时,对统率机关的名义、各路"剿匪"总指挥人选、经费及饷弹接济、出兵数额等条件均无异议,唯独对计划中所列欲联络滇、黔出兵之举颇为防范,强调:"滇黔两省道远力弱,缓不济急,为实事求是起见,不如待第二期斟酌情势之需要,再行动员,暂时无庸加入。"与此同时,蒋接到云南省主席龙云密报,谓:陈济棠、李宗仁等人先后到粤,欲借联合出兵"剿共"之机标新立异,筹商成立西南国防委员会,"昌言中央军抽出抗日,以西南担任剿共,词意之间西南俨然另成一局,此种论调国际视听所关甚大"。蒋对两广方面的阳奉阴违气愤难耐,在日记中写道:"胡汉民、白崇禧诸逆,国家危亡至此,而尚欲组织西南国防会议,以图割据捣乱,是诚亡国灭种而不悟也。"然而,由于北方形势危急,力所未及,他对"西南之事,只可听之一时"。

热河失陷后,北方形势愈发紧张,西南方面利用南京中央无力南顾之机,坚持抗日、"剿共"双管齐下,准备粤桂闽三省部队分途出发,分任蔡廷锴、陈济棠为抗日、"剿共"部队总指挥。西南方面虽对外宣称坚持抗日、"剿共"并重,但在当时内外形势下,实则北上抗日重于出师"剿共"。西南内部有识之士桂崇基曾致函胡汉民分析,"为今之计,西南虽抗日与剿匪应同时进行,然抗日尤重于剿匪。因从政治上的运用言,西南如能即抽调大兵,经湘北上,则必可大得全国之人心,或恐中途发生障碍,亦可事先善为策画。西南军队果能到达长江,则南北势成连锁,以后国事必易于今日百倍也,不独军事有利,于政治上收效尤宏"。至于入赣"剿共",桂崇基表示当然愿意早观其成,但鉴于蒋之"剿共"部署背后有"防止西南之进展"之意,"调其军队于交通与给养便利之区,而将交通、给养困难区域让归西南负责,致共匪乘虚而入,漳树不守","在此情势下,西南剿共恐亦难出赣南范围,于大局终无所补益"。

蒋介石对于西南方面出师北上与移师入赣之利害亦是深思熟虑,最后决定中央与西南"分工合作","南中倾全力以剿共,华北负专责以御侮,心一志专,使短期之剿共早告段落,则长期之抗日更易收功矣"。此后,蒋对西南出兵抗日一事放下不提,正式任命陈济棠为粤闽赣豫湘五省南路总司令,白崇禧副之,蔡廷锴任五省"剿匪"前敌总指挥。与此同时,为了防范西南方面借移师入赣之机扩张势力,又任命湖南省主席何键担任西路总司令,并任命亲信刘峙为北路总司令,驻节江西。

对此,西南方面舆论揭露称:"以剿匪之责委诸西南,并利用何键、刘峙等以阻止西南部队之北上抗日,此种阴谋,为蒋氏生平惯技,原无足怪。"陈济棠对于是否接受中央的任命顾虑重重。他一方面担心中央对日妥协后会转向图粤,因此需要借助元老的政治号召力,继续维持两广的半独立状态;另一方面又欲以入赣"剿共"为由,继续与中央保持合作关系,维持经济上协饷之便利。经过差不多一个月的反复磋商,双方互相斗智斗勇,陈济棠最终同意以西南政务委员会的名义,改委陈、白、蔡新职,"一如中央所为"。时论评价西南方面此举"为掩耳盗铃之妙计","一方既得以保存政务会之地位与体面,一方又可以说句俏皮话,谓陈所就剿匪职为西南政务会所委也"。

蒋介石对陈济棠能在此时南北联合发动的反蒋大潮中就任中央任命的职务,感到非常欣慰,在日记中写道:"陈济棠力顾大体,不为反动者所动,而且就南路剿匪军之职,乃可以功抵过矣。"西南元老们则担心为陈所欺、上当受骗。西南政务委员会秘书长陈融在致胡汉民函中认为,陈济棠在致答词时只言奉令,始终未提及政委会一字,"此亦是偷鸡妙手"。在陈融看来,粤陈宣布就职,"虽有政委所派为掩饰,然恐是政委会自作多情","政委下此派令,或者正是上他的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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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纵连横

与陈济棠在"剿共"问题上与中央保持暧昧合作关系有所不同的是,以胡汉民为代表的西南元老派视出兵"剿共"为对外号召、扩大西南组织范围的良机。1932年4、5月间,陈济棠对是否就任中央任命的"剿匪"职务摇摆不定,曾前往香港问计于胡汉民。《北平晨报》派驻广州的特约通讯员报道称,陈在港与胡会晤两次,"胡均力劝陈氏勿就中央所委各职,保存西南原有机关及军队组织。且为策划一切,令陈先从粤桂两省实力派切实团结着手,再进而谋滇黔各省之团结,拥护西南两机关,然后粤桂实行联合出师赣闽,藉剿办共匪为名,徐图进展"。

这一报道与当时蒋介石派驻香港情报机构的报告高度吻合,似并非捕风捉影。香港方面的情报称:"陈氏知中央不暇南顾,故于上月廿六日秘密来港即到赤柱谒胡。该氏语以中央现必无力南侵,允宜扩大西南,并联秦晋南北夹谋,大事可成,若冒昧而就新职,则去年组府之谓何?不如不就新职,借剿共军费支绌向中央索取,仍保持原有精神云云,陈氏连口称善","胡氏意旨,若中央与日妥协,即联合西南八省声罪至讨,胡则日夜拟通电为开台使用,至闽代表实为请援而来,黔之卢涛,滇之刘沛泉皆为鸦片而来,湘代表则不知内里,尚有山西代表李然。胡陈即欲利用八省之名义行事。"

西南方面的对外联络首重时驻福建的第19路军。1932年淞沪停战后不久,蒋介石之所以急调第19路军赴闽"剿共",据当时第19路军方面的亲历者回忆称:"蒋介石此举的意图极为明显,就是要驱使我军与红军去‘鹬蚌相争’,无论谁胜谁负,他都可以从中渔利。而且福建毗邻广东,此举还包含有让我军监督、牵制、抗衡西南方面的意图。真可谓一箭多雕呀!"蒋介石日记中的相关记载证实了这一说法。北伐前后,陈铭枢和陈济棠二人为争夺广东省军政控制权结怨极深。1932年5月,陈济棠强行收编粤海、空军引起当时在京的粤系军人的不满,陈铭枢"急求率第十九路军赴闽,以图报复"。蒋虽在日记中嗤之为"小孩斗气做法,何能成事,可笑亦可痛也",但出于牵制两广方面的考虑,同意了让第19路军入闽的请求。

西南方面对蒋介石利用第19路军入闽牵制广东的用意心知肚明。西南舆论喉舌之一的《香港中兴报》公开报道称:蒋之调第19路军入闽"实深具恶意","一方面则于宁沪之间播传粤中拒绝十九路军南旋之谣,意以挑起十九路军对粤之恶感,一方面又于粤中播传十九路将由闽攻粤之谣传","此种挑拨离间之宣传,实为扼吓拆之惯技,苟非童贤,亦不易为之惑也"。针对蒋拆分西南的阴谋,西南方面公开宣传:"粤中于十九路之入闽既如是欢迎,对十九路之处境困难,军糈支绌,亦所深悉,除四五两月济饷,已饬财厅迅筹汇拨外,并拟增益月助二十万之数为二十五万元。"此后,西南方面又借邀蔡廷锴、李宗仁来粤协商"剿共"之机,积极"造成西南团结局势","在各委员之主张,如三军能肯合作,则在广州设立军事委员会西南分会,以统一粤、闽、桂三省军权,合力剿共;关于财政方面,三省统一归西南政务会支配"。

西南元老派借协商"剿匪"为名向外扩展,志在反蒋,与陈济棠以自固吾圉为中心的"西南新门罗主义"理念格格不入。当时有舆论对陈济棠与西南诸老之间政治理念的差异分析得入木三分,称:"实力派之陈济棠,志在保持现有地位,反蒋与不反蒋,总以地位不动为唯一目标。胡汉民与萧佛成等,则自以为中央人物,偏安之局,心殊不满,然欲在中央握政权,则非倒蒋不可,倒蒋非空言所能奏效,又非依附实力派,假其力以行之不可,其不能舍弃广东者,盖有由也。所可叹者,以言国事,则丁此内忧外患交迫时期,尚不能脱分裂之局。"为了与西南元老派的扩大组织主张相抗衡,陈济棠手下幕僚提出广东三年施政计划。粤陈以致力于广东一地的政治、经济、建设、教育、实业之发展为由,一再阻遏西南元老派另辟西南新局的计划。西南元老因此心灰意冷,于1932年9、10月间相继离省,西南政务委员会呈现衰败零落之象。

榆关陷落后,热河危急,西南元老派又以加强西南国防为由,将原定召开的五省交通会议,改为五省国防会议,以抗日相号召。1933年2月2日,西南国防委员会正式成立,暂定以粤桂闽三省为基础,俟征得滇、黔、川、湘各省军事领袖同意加入后,随时扩大范围,以巩固西南国防实力。为了摆脱经济受制于人的困境,胡汉民、邓泽如、邹鲁等西南元老,联合李宗仁、白崇禧等桂系军事将领一致主张,西南团结"第一重要则为财政公开,平均支配各军军费",主张设立经济委员会,与国防委员会处于平等地位,统一西南财政。对于西南国防、经济二组织的成立,邹鲁难掩兴奋之情,致函胡汉民称:"二事妥,则西南局面定矣。以后当按美国旧例,有赞成之省逐一加,可以不战而定全国。"

粤陈的态度依然谨慎,"对中央与西南,均欲双方兼顾,不欲有倚轻倚重"。陈济棠一方面站在中央立场,为蒋介石的抗日准备辩护:"蒋现时并非不抗日,而且其势万不能不抗日",热河开战在即,蒋已电粤增加部队接防赣州,以便抽调"剿共"部队前往北方抗日。陈济棠认为,既然蒋之抗日准备不能一概抹煞,西南再设立国防委员会之类的军事机关,"则似于无需要中为无谓之举动"。另一方面,他又站在西南方面的立场,安慰诸元老称:"抵抗在乎实力",他已着手准备购买高射炮若干、飞机若干,所需900余万,以增厚广东的抵抗实力,"苟我实力充分,诚毋须多设机关,设机关只系白花钱耳"。因粤陈坚决反对财政公开,西南经济委员会无从成立,西南国防委员会的工作旋即陷入停顿。

1933年5月《塘沽协定》签订前后,南京中央因对日妥协成为众矢之的。冯玉祥、方振武、吉鸿昌等准备在北方起兵反蒋,西南方面也酝酿积极响应,筹备以出师北上抗日为号召,南北并举,逼蒋下野。西南元老萧佛成致函胡汉民分析西南局势发展时称:"今之西南大问题,惟视三省抗日军能早日出发","对于非常会议之召集",陈济棠"尚在含糊其意,不过怕破钱耳",陈之为人"非待至大火临身,决不肯作非常事业"。对于西南方面能否顺利出师北上,萧认为"专视十九路军能否与第一集团军合作为断"。在萧看来,由于第19路军与陈铭枢有特殊的历史渊源关系,又"因地盘故乡关系,必不能融洽无间"。

正如萧佛成所虑,陈济棠坚决反对第19路军假道东江,经粤北上,致使西南出师日期一再迁延,失去出师北上的最佳时机。1933年6月1日,当蔡廷锴率领的第19路军行至湖南境内时,《塘沽协定》已正式签订,华北停战,第19路军只好撤退回师。总之,由于西南内部文武相互钳制,"因循贻误",对此时北方反蒋力量的兴起未能果断应对,致使西南方面失去了向外扩展的有利时机。胡汉民对错失《塘沽协定》签订后的反蒋良机痛心疾首,反省道:"自塘沽协定以来,国内外革命之情绪愈益高涨,顾我人未能导之,使此热烈之情绪,转化而为伟大之事功。因循贻误,以至于今。弟以为同志间革命意志与革命行动之未能一致,实为唯一重要之原因也。"

台湾宾果1934年1月,第19路军在福建起兵反蒋失败后,两广方面所处地缘政治环境发生了根本变化,宁粤之间失去了缓冲,广东实际上等于失去了守门人。福建事变后,宁粤又开始就"剿共"进行交涉。2月27日,五省东路"剿共"总司令蒋鼎文由闽乘飞机抵粤,与粤陈磋商"剿共"军事。此时,不仅粤方因失去福建地区的缓冲而为中央所直接压迫,作为桂方门户的贵州也开始感受到来自中央的压力。2月12日,贵州省财政厅厅长郑先辛致电胡汉民称:"近日盛传中央将以滇黔绥靖主任名义畀龙云,虽未证实,而蛛丝马迹不为无因。溯自闽变敉平,蒋益信其武力可恃,更欲以武力统一各省,而实现独裁。就黔省观察,最近曾嗾使陈渠珍进攻黔东,兹复有龙云绥靖之说,揆其用意,不但挑拨滇黔恶感,以邻为壑,实系贯彻其以西南切拆西南之故智,而坐收渔利。"

为打破蒋介石"以西南切拆西南之故智",粤桂军政要员胡汉民、陈济棠、李宗仁等人一方面斡旋贵州军阀王家烈与犹国才之间的军事纷争,"嘱王、犹派代表来粤切商";一方面致函云南省主席龙云,加以劝告。②5月9日,胡汉民亲自致函龙云,劝告其不要中南京方面的"分化国内"之奸计,受怂恿而出兵入黔,并进一步告诫龙云西南团结之必要,称:"今华北垂危,长江震撼,西南苟不能团结,何以自保?知尊处亦必力持此义也。亟望于黔中战乱,曲为消弭,化干戈为祥和,黔民幸甚。"在两广方面的积极声援下,贵州局势暂时缓和,由"紧急风云转入和平状态"。龙云否认有出兵入黔之意,表示"决无他意,对其越界之万团已严加申斥"。

此时,为对抗南京中央推进统一的压力,四川、云南等地方势力也开始转与两广方面谋求"实际的联合"。5月中旬,四川实力派刘湘派代表前去与粤方交涉,所提具体联合办法为:"一、在川、桂、粤共同意识之下,谋解决黔局办法;二、扶助双方同意之文治派入黔主政;三、修筑川、黔、桂之公路,运输川省土产出珠江;四、在相当时期以政治力量助川省统一。"龙云在西南地方势力中虽与蒋介石走得最近,但也主动派员来粤交涉三省经济合作事宜,表示"黔政改革可听西南公意主张",并"提议滇、粤、桂合办禁烟之事,储款为三省办交通实业"。

贵州、云南、四川等地方实力派的主动请援,为两广方面提供了合纵连横之机,胡汉民等人积极推动西南五省联防局面的形成。因来自云南的鸦片过境税(时称特税)是粤桂两省的主要税收来源,胡汉民认为应加强与龙云的合作,"三省合作有经济关系为之维系,意义至佳"。胡认为借合作禁烟之名允许云南烟土过境,对广东方面来说,"又无虑寓禁于征,寓征于禁,化私为公,总比较为好"。李宗仁也主张同意云南烟土运销两广,认为三省可通过"经济联络",以形成"不可离之关系",云南方面虽然获利较多,但对两广来说则得到一个"有钱都买不来"的帮手。值得注意的是,与胡汉民、李宗仁等人主张通过"经济关系"以加强与龙云之间的合作相比,向来看重"赚钱"的陈济棠却站在所谓维护广东百姓利益的"政治立场",义正辞严地予以反对:广东的三年计划,已定明年开始划出20县实行禁食鸦片,因此若同意云南鸦片运销两广的话,"是失政治立场矣","且滇人为此是否完全只顾其私意,而以粤为彼之大销场,如何对得住百姓也?而军队中现时吸烟者亦属不少,若不厉行,兵尚可有用者耶?"

推动五省之间的联防仍侧重于消极防守。在此基础上,西南方面认为,向外"合作进取之关键"是"拉紧湘何",争取湖南军政长官何键成为昔日最早响应革命军北伐的唐生智。福建事变后,与粤桂毗连的福建、江西、湖南三省之中,福建已为南京中央重兵把守;江西因有中共之中央苏区根据地横亘其中,蒋介石暂时不会从赣攻粤;只有湖南局势存在变数,对粤桂威胁最大。因湖南地处要冲,界于粤、桂之间,如为南京中央所控,则两广均大受威胁。1934年5、6月间,蒋即将调任何键为两湖绥靖主任,而改任刘峙率重兵入湘主政的消息不胫而走,何、蒋之间的隔阂加深。这为西南方面提供了拉拢何键联合反蒋的良机。湘何当时在蒋与西南势力之间抱"择善而从"的投机心理,表面接受蒋之委任赴粤协商"剿共",暗中却与两广方面达成合作反蒋的同盟。6月23日,萧佛成使用密函呈报胡汉民关于何键与陈济棠、李宗仁等人的密谈情况,称:"反门(注:门指蒋介石,下同)问题已趋一致,所当讨论者,只在办法。关于财、械二项,爵绅(陈济棠)满口答应,愿作充量援助"。27日,萧又继续报告三省同盟的进展,谓:"关于军事之组织,以三省攻守为基础,而以推倒独裁为目的,政治之组织以三省为结合,庶于政治及外交之运用得以实施,不落空言。"

粤、桂、湘表面协商合作"剿共",实际上却为了对抗中央势力的渗透,结成三省攻守同盟,这可以说是1930年代国民党地方势力与中央"合作""剿共"背后的真实情况的写照。粤、桂、湘等地方实力派虽互定攻守同盟对抗中央,但其初衷在消极以求自保,与胡汉民等西南失意政治家欲召开西南国防会议,甚至心血来潮提议开府反蒋的政治主张可谓是同床异梦。胡汉民等人虽然利用自身政治上的号召力,在"战略上如伐交伐谋等为西南计",但由于陈济棠"不敢为天下先,遂致着着失先"。由于政治理念的差异,胡汉民、萧佛成等人对粤、桂、湘三省同盟的前景并不乐观。萧佛成批评湘何与粤陈之间的联盟实质为"所谓‘不侵不叛’主义","无非唐代藩镇之连横以自固","若谓其果抱有匡济时艰之志,则未之敢信"。

西南五省之间的联防引起蒋介石的高度关注。1934年5月30日,蒋通过来自粤方内部的密告获知:"西南五省联防,对外宣传对日,其实纯为反中央","其计划为打通西南路线,对川滇黔条件,许其运销烟土,购运军火飞机。桂粤亦可增加烟税收入。如中央剿匪成功,对两粤或川有所动作时,川则直下武汉,两粤及黔滇分出湘赣,第一步暂取防御攻击,联合战线。"宁方分析认为,龙云"因受川桂双方逼迫",所以派代表由桂入粤,"以观形势,与之敷衍",龙在西南五省之中对中央态度最为"诚恳","倘滇不为所挟,则西南五省联盟之局,不易成功"。⑥笼络龙云成为蒋介石阻止西南五省联盟的重要手段之一。1934年8月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夕,西南方面准备借五省联盟名义向中央发难,但对龙云与中央的关系感到棘手。萧佛成致函胡汉民称:龙云对于宁方"有取得津贴之利而无被压迫之虞","而对于西南之经济合作(烟膏销路)又为粤、桂所拒",因此"合作之说,自当格格难入";认为"在此时间滇龙决不愿意与西南立于同一战线","吾人今日所希望者,在滇勿侵黔,如西南有事于宁方,请其严(守中)立而已足"。

蒋介石对粤桂湘三省之间的合作也十分注意防范。蒋之所以委派何键赴粤,一方面既是为了缓和与何键之间的紧张关系,对何表示信任拉拢之意,同时也是为了利用何键非嫡系、地方实力派的身份疏通粤桂,打消西南对中央假道湖南攻粤的顾虑。胡汉民、萧佛成等人对蒋的政治手法非常熟稔,分析湘何之赴粤"必得门之同意而来,门亦断无图湘之意",因此,蒋之遣何赴粤"所谓慰史云云,大抵即慰吾人耳"。蒋对何键赴粤疏解结果深感失望,开始思考武力平粤问题。1934年7月6日,他在日记中写道:"何键回报,知粤已绝望,当速进行。"7日,他又在日记中预定"对粤计划",具体手段包括:"甲、令余联缪。乙、明令调免;丙、威胁激励。丁、令何促成;戊、军事准备。"10日以后的一段时间,蒋每日都将"平粤计划与首都防御"两项内容"列入注意栏内","以为自检之也"。

3

迫蒋入川

两广方面出于自身生存的现实需要,一直把中共在江西建立的中央苏区作为其与南京中央间的缓冲区域。面对内部元老"门神因共而不能即来,岂非我以共为缓冲"的质疑,陈济棠回应称:"共岂能剿灭哉,我整理巩固我之边圉耳。"陈济棠对内透露出兵赣南,"我非合力剿共,实则我欲占地盘耳"。1934年秋,随着第五次"围剿"攻势的稳步推进,两广方面的处境也日趋紧张。向来谨慎的陈济棠此时也开始坚决主张反蒋。9月3日,国民党驻粤中央委员于中山大学石牌新校舍开会,商议如何应对五全大会。陈济棠义正辞严地报告称:"宁方在闽、湘方面增加重兵,意图威胁两广","两广武装同志唯知正义之所在,决不为利诱威胁。"为了减轻粤桂边境的压力,1934年10月6日,陈济棠还派代表与中共代表在江西寻邬(今寻乌)举行会谈,双方达成了就地停战、互通情报、解除封锁、互相通商和必要时可互相借道等5项协议。

胡汉民、萧佛成等人对陈济棠态度的突变虽有疑虑,担心粤陈是欲借助元老派在政治上发动攻势,来与宁方讨价还价,但又怕夜长梦多,粤陈态度随时有变,所以决定"吾人与其进也,不问其将来"。胡汉民、萧佛成等以中央执行委员、中央监察委员名义公开发表齐、有二电,质疑国民党中央所提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议题"无一及于当前救亡之大计","空洞落寞",提出以"问责""清党""救国""建设"为主旨的四项补充议题,并建议于五全大会前履行国民党所主张之"人民有言论出版自由"之政纲,厉行民主集权制度,中央委员及海内外各级党部党员对于党务、政治、军事、外交应有充分建议讨论及批评之完全自由。

台湾宾果粤桂欲借元老派发动政治攻势来缓解军事上与宁方短兵相接的压力,蒋介石也同样运用政治手段,宣布延期召开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以确保"剿共"军事最后合围之顺利进行,同时更令对手在政治上陷入被动,"使党内党外咸知此举非出之中央,则各方当无可责难,将来彼辈亦无法反唇相讥"。胡汉民认为宁方提议延会是故伎重演,"即用对闽时之故智"。福建事变发生时,宁方也曾一度提议展期召开国民党四届四中全会,然而一旦第19路军被击溃后,孙科等人提请稍延会议数星期都未获批准。胡汉民据此判定:"今兹必因布置未周,或运用上尚无把握,故又欲延会耳。"

五全大会延期,西南势力所面临的军事环境越来越严峻。一方面"赣南赤军被中央军进迫,使其突走,我粤方面不得不先御共",另一方面又"须防蒋军藉追击共军为名,乘机跟踪而来,使我猝不及备"。萧佛成等人分析,在当时形势下,蒋对西南用兵不外有缓进与急进两种可能,"如取缓进策略,则必先入川取滇黔,成对两粤大包围之势;若取急进策略,则迳以鄂湘之军攻桂,以福建之军攻粤,较为直捷";考虑到蒋之兵力与粤桂军之实力对比为五比一,加以"剿共"时机紧迫,认为蒋采取急进策略的可能性比较大。

为缓解正面的直接军事压力,胡汉民提出"迫蒋入川",强调"为今之计,最宜扩大剿共宣传,要促内外舆论迫到门非移其主力,亲自督师入川,而我军则与湘、桂、鄂扶同而进,正面之压迫可缓,军事上自无危险。""迫蒋入川"之策"既属正义,又是难题",只是怕蒋"不肯为之"。为迫蒋就范,胡汉民公开在英、法文报纸上撰文揭露蒋之"剿共"政策实为"纵共",中共军队进入西南地区,是蒋有意"纵共"之结果,"以增加西南各省之困难,减少其自身直接所受之威胁,彼且拟乘西南困难之机会,进而平定西南之异己者"。胡还借机向国际社会呼吁:"对于蒋介石将军‘抗日必先剿赤’之口号,及和平协作之愿望,是否出于诚意,我人以为皆可于蒋氏是否能调军入川剿赤以决定之。"

"剿共"大功告成之际,蒋介石对红军似乎缺少穷追猛打的腹案,"粤陈联匪已成"的事实虽已获知,但也并未下武力"制止"的决心。1934年11月4日,陈诚就如何解决广东问题向蒋介石建议:"广东一隅,为国防剿匪两大决策之先决问题,长此模棱两可,形成半独立之局势,国防剿匪,均被牵掣。似应乘此时机,以较强硬之态度,促其听命,作进一步较彻底之解决,以除患肘腋。然后始可再言整军,并剿川匪也。"蒋对陈诚武力解决广东的主张未置可否,此时,他所思虑的是如何"经营西南"。11月17日,蒋在日记中写道:"经营西南,再定川湘乎?"22日,又记称:"川事以外患与时间而论,应着手负责。"23日,记曰:"如经营四川应注重驻地,以对倭寇与俄寇与两广皆有能顾到为要也。汉中或天水为其地乎?"与蒋之"经营西南"想法不谋而合的是,12月1日,行政院官员何其巩在密呈蒋介石的条陈中提出:"川滇黔三省拥有七千万以上之人口,形险而地腴,煤盐油矿以及各种金属皆不缺乏,足为国防之最后支撑点,宜乘徐匪猖獗之时,或在赣匪西窜之时力加经营,即钧座不能亲往,亦宜派遣忠义大员统率重兵入川。"蒋对何的建议非常重视,批复道:"颇中肯綮,足备参考。"

迫于西南方面"迫蒋入川"的舆论宣传,加之自身有意"经营西南"的政策考量,蒋介石于1934年底决定暂缓"制粤""收桂""定湘",而是采取兼顾抗日、"剿匪"与经营西南的策略:"若为对倭计,以剿匪为掩护抗日之原则言之,避免内战,使倭无隙可乘,并可得众同情,乃仍以亲剿川黔残匪以为经营西南根据地之张本,亦未始非策也。"

4

出兵夺黔

与"迫蒋入川"的攻防相比,双方更大的较量是在出兵夺黔问题上。1934年11月下旬,蒋介石在派遣孙科、王宠惠赴粤协商和平统一的同时,开始思考"入黔"以"制桂"之道。12月1日,蒋在日记中写道:"对桂以置部于湘黔为备,一面授其指挥黔湘以慰之,是将欲取之必先与之之道乎?"次日,又记称:"桂事先从黔湘入手,先入黔后定湘,而后收桂,则得因利乘便之道。"23日,蒋又写道:"对湘桂川黔方针,对湘应收回其实权而保存其地位;对黔辅助之,而使之制桂。"经过反复权衡,蒋认为"我军既入黔,不患不能制桂",最终决定暂缓攻桂,转向积极部署入黔。

贵州界于滇桂之间,地瘠民贫,加之连年内战,无力单独抵御红军的西进。贵州省主席王家烈希望借助两广的力量来驱逐红军,牵制跟随中共入黔"追剿"的中央军。唇亡齿寒,中央军入黔对两广方面的威胁不言而喻。1934年12月11日,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联名发表"真电",主动请缨入黔"追剿"红军。胡汉民虽对"真电"措辞颇有微词,"有疑为太过就范之表示",然"精神实质所关者重大,且惟如此,更得内外之同情"。胡强调在当时形势下"宜作一切准备,能急速与彼争黔最为要着"。

粤桂虽联名通电出兵,但态度有缓急之别。李宗仁因黔桂相接,首当其冲,所以力主迅速出兵援黔。李的计划不仅局限于派兵入黔"追剿"红军,而且欲借机联合川滇黔,放言"直达武汉之机会在此举也"。陈济棠虽已通电请缨,但落实到具体出兵却又再三推诿。粤陈以临时经费无着为由,认为出兵一事"不必操之过急",对于出兵名义之委任"尽可搁两三月再算"。李宗仁对陈济棠的临阵退缩无可奈何,对西南元老感叹道:"广东集款不难,难者是我广西耳。事至如此,得其旨遽出兵则亦算了,如讲到由政委会授名义,则申(陈济棠)更觉得为难矣。"

蒋介石对粤桂出兵入黔"追剿"的态度,因"剿共"形势的变化而拿捏不定。1934年底,贵州境内"剿共"形势严峻之时,蒋对粤桂出兵入黔"追剿"之举,表示"始终赞成",称可由陈济棠"断然行之"。对于李宗仁出师的名义问题,蒋致电何应钦称:"可请其自酌定,由中央发表,但不能再用西南政会名义同受委任,否则无须再请中央发表也。"待中央军克服遵义、桐梓,进驻贵阳后,蒋对粤桂出师入黔态度发生逆转。1935年1月31日,蒋致电第2兵团总指挥薛岳称:"黔北之匪,不日即可肃清,则粤桂军不必入黔。"蒋为了拉拢粤桂,曾有意委任李宗仁"以桂黔区相当名义以慰之",但很快又反悔,表示决不退让,致电何应钦称,"黔境已无匪踪,中央部队已向川境追剿,桂军无再入黔之必要,故不必再给名义也"。

由于内部相互掣肘,加之中央已明令反对,粤桂出兵入黔陷入"极矛盾之僵局"。萧佛成致函胡汉民分析造成僵局的原因,认定因陈济棠不敢公开露骨反对中央命令,已决定放弃贵州,所以派李宗仁的桂系部队先入黔做"歹人",而自己则"做旁人","留后来多少地步";桂系因粤陈尚未派兵继续跟进,也不敢孤军深入,所以造成"今日之僵局耳"。粤桂出兵行动迟缓,令蒋得以从容部署夺黔。他既令薛岳率中央军入黔,"为中央对西南政治设施之监视者",又成功分化贵州内部,收买犹国才、蒋在珍、侯之担等部反对王家烈。

蒋介石对贵州局势基本掌控后,主动致函胡汉民非常"诚恳"地表示:"弟决入川剿赤,此后道途日远,关山间阻,徒切想念。党国危急,四顾茫茫,甚盼后方同志无间彼此,日臻团结,以挽垂危之局。弟所望者惟此而已。"胡汉民对蒋"入川剿赤"的诚意深表怀疑,认为:"门不能即对西南用兵,故假剿共而行,几无一刻忘情也。"胡本来希望通过"迫蒋入川","缓和以求时间",以打开西南困局。然而,关键时刻陈济棠却再次出尔反尔,以省内防务空虚为由撤退进驻柳州的粤军。至此,胡汉民对陈济棠的军阀本性有了刻骨铭心的认识。在胡汉民看来,陈济棠与蒋介石同为一丘之貉,"什么人亦要供其利用,殆学门已具体而微者","似乎我辈常常头痛,皆责任心太重为之也"。

相较于"剿共"的处处被动与"忧愁忙迫",蒋介石对黔局的改造显得游刃有余。1935年1月,红军主力击破黔军渡过乌江占领遵义,蒋趁黔军新败之机电令薛岳率部8个师,以急行军长驱进占贵阳。中央军进驻贵阳的首要任务不是积极"剿匪",而是秘密布置防范桂系,并迫使王家烈"离黔追剿"。2月7日,蒋致电薛岳称:"我驻贵阳贵定各部队,应秘密布置防范,以防万一。桂态度殊难测也。王家烈部主力最好令其与中央部队一路前进,使其离黔追剿,与其任务,暂不返黔,但不可稍露痕迹,免其畏惧。"由此可知,王家烈指责中央军"隔岸观火",并非地方军人的凭空揣测与捏造,而是当事人的亲身经历与感受。

因内部不统一,兵力分散,王家烈部于1935年2月底在遵义、桐梓等地遭受红军重创,"黔军五、六两团,伤亡殆尽"。遵义失陷后,因黔王已溃不成军,无力再振,蒋遂于3月2日飞抵重庆,下令统一指挥川黔各军称:"凡我驻川黔各军,概由本委员长统一指挥,如无本委员长命令,不得擅自进退。"此后,蒋所下发的黔北围攻计划中已将黔军排除在外,仅令"我军吴、周、孙、郭各纵队,应对此匪分进合击,务将该匪聚歼于遵义西南地区"。3月24日,蒋亲抵贵阳,着手处理贵州的军事、政治的改造。因军饷匮乏,部下叛离,王家烈于4月6日主动通电请辞贵州省主席职务。

黔局之成功改造是蒋介石经营西南成功的关键之举。贵州收归中央后,粤桂处于中央三面包围之中,西南形势发生根本变化。粤桂能否成功出师入黔关乎西南地方势力的生死存亡,胡汉民苦口婆心地劝告陈济棠、李宗仁谓:"两粤剿共之师依前进行,最所钦佩。盖此举关系全局,虽为宁方所不喜,然内有以维系人心,外可以树立声势。若中道而止,则声誉俱失,且示人以弱,适增其觊觎窥伺之心。而好我如滇、黔,从此必误其倾向,并使他方得制我经济财政之命脉。以两兄之明,已深辨其得失利害矣。"粤桂入黔的"中道而止",令胡对西南局势彻底失望。无奈之下,胡决定出洋远游,为自己找寻新的出路。

蒋介石之"亲剿川黔残匪"在军事上虽乏善可陈,自贬为"用兵一生莫大之耻辱",但政治上却收获颇丰,自诩:"贵州省政府完全改组,廿五军亦得如期改编,王家烈自动知难退职,从此贵州军政皆得整理如计,是国家之福利,亦一最大之进步也。"黔局之改造,虽令中央之权威日益增进,但红军的跳脱而去,也更加剧了西南地方势力对蒋"借剿赤为消灭异己部队"之猜疑。王家烈手下高参胡羽高即在《共匪西窜记》一书中对蒋之"剿匪"计划提出质疑:

细察蒋氏计划,匪未到之区域,先划一广范围之封锁圈,形成封锁之后,又不立即追剿。让匪从容整顿,再突重围。突围之后,又划匪未到之地区为另一封锁线。名曰封锁,实无异为匪指一出路,使其向该地逃窜。自赣南、湘南、桂北、湘西以来,莫不如是。今朱毛饥疲于川黔之交,大可利用三省之生力军,合围进剿,以收歼灭之效。忽又下令,限制三军行动,不许自由。……无怪乎肖佛成责备蒋氏挟匪自重,欲走其另一外交路线。分明赤匪窜过赤水河以后,速派大军,衔尾穷追,才是正解。何以手令周吴两部,只以得力一部渡河,监视匪踪。而其大部,则仍留东岸筑碉,以待匪回头来攻。口口声声,教各部不失时机。匪停止时不剿,匪移窜时不追,不知时机之谓何?夫剿匪大军,不用之攻剿,而留之以待匪来攻,反宾为主,其气已夺,安望其能战胜哉。

胡羽高对中央"剿共"意图的质疑代表了当时地方军政势力对中央普遍缺乏信任的心理。蒋介石、汪精卫虽联名发表"感电",欲借"剿共"大功告成之机,重新调整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声言国内问题取决于政治,不取决于武力。然而,由于军人本性与政治视野的局限,蒋实际上从未放弃武力统一的初衷,只是在具体实施过程中更多偏重武力威慑下的政治解决,巧妙假借"剿共"之名为掩护,由"速征"转为"缓图"。

由于时刻感受到来自南京中央军事上"短兵相见"的压力,两广实力派与之在合作"剿共"的背后,始终心存芥蒂。两广方面责备南京中央在赣闽边界部署重兵"实不在剿赤而在威胁西南",南京中央同样指责两广方面欲出兵入黔"不是真正消灭共匪,骨子里是想藉此占地盘,播张势力"。合作"剿共"背后的相互攻讦与算计,反映了1930年代国民党中央与地方关系调适过程中的艰难与曲折。在双方都没有彻底打消军事解决念头的情况下,如何借"剿共"出兵为名,形成包围压迫对方的战略态势,确保自己在迟早到来的军事冲突中能实力犹存地出现在对手面前,这才是西南地方势力与蒋介石在"剿共"背后较量之症结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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