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宾果

社会主义实践70年的成就及两个阶段的正负经验

来源:《东南学术》2019年第5期 作者:卫兴华 田超伟 时间:2019-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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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卫兴华教授

作者简介

卫兴华, 国家荣誉称号人选,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

田超伟,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摘要

要深刻了解新中国发展70年的宏伟成就,仅凭系列统计数字是不够的。要与旧中国的极端落后与贫穷、饱受列强侵略、丧权辱国的情况联系起来进行对比,将今天的人民生活水平与新中国成立之前和成立之初的生活水平对比,才能真正认识新中国70年和改革开放40年成就的可贵。改革开放前近30年的发展中犯过严重的“左”的错误,但也不能忽视这个阶段所取得的成就。需要正确认识两个历史阶段的相互关系。对新中国成立初期致力于践行新民主主义制度,后又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理论与实践的评析问题,进行系统的实事求是的分析,可以解决学界既肯定“三大改造”、建立单一公有制是正确的,又肯定改革开放后既不搞单一的公有制、又不搞私有化也是正确的两个判断自相矛盾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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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科学认识新中国70年来的巨大发展成就

台湾宾果真正认识新中国70年的成就,需要对新中国成立前旧中国的落后、贫穷,特别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制度的实际情况有所了解。为什么会有那么多有才能、有抱负、有远见的人才要加入共产党,他们为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不畏艰难困苦甚至献出生命。为什么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那么多有志向的大中学生奔向延安或其他解放区?他们在旧社会生活过,知道旧中国落后、贫困,任由列强侵略,丧权辱国,他们一般具有复兴中华、建立民富国强的新社会的志向。今天广大的中青年,如果对旧中国悲惨境地不了解,就不能真正懂得新中国70年的成就意味着什么?为了说明“新中国成立70年经济社会发展的伟大飞跃”,国家统计局发布了2018年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达到9732美元,“高于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人民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有些人看到这个数字后,马上提出异议。有人搬出高收入国家和地区的人均GDP相比,以显示我国落后于人家。他们不知道也不考虑旧中国多么落后。新中国的起点就是在十分落后的旧中国的基础上建立的。1952年,我国国民经济经过三年的快速发展,恢复并超过了1936年旧中国的最高水平。1952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为119元人民币,按当时汇率计算,约为40美元。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远在19世纪末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就达到300—800美元。1890年,英国为785美元,法国为515美元,德意志为537美元,意大利为311美元。当然,由于不同时期货币购买力的变化,有难以准确比较的一面,但总体上还是能看出经济发展的先进与落后的差别来。

新中国初期的落后,是旧中国的遗产,是新中国成立前的漫长历史时期中,外有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掠夺、内有封建主义长期闭关自守压制变革的结果。加之连年灾害、兵祸、战乱,经济发展遭到破坏。新中国就是要消灭这种落后状况。如果有人把我国目前人均GDP还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根源,算在新中国的账上,那是言不在理的。“满招损,谦受益”,知不足而后进。习近平同志在2015年9月22日在华盛顿州当地政府和美国友好团体联合欢迎宴会上的讲演就特意指出:“中国仍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相当于全球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二、美国的七分之一。”如果从这方面看,会显示中国仍然落后于发达国家,因此我们才称自己仍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但从新中国70年的巨大进步来看,需从两方面比较:一是纵向比,与旧中国比,与新中国初期比;二是横向比,比新中国的快速发展以及与发达国家差距的缩小情况。如前所述,新中国1952年的发展水平,已赶上旧中国的最高水平,人均国民总收入只有119元人民币,约合42美元。有资料表明,美国1950年的人均GDP为9561美元,为中国1952年的227倍。而现在,美国的人均GDP约为中国的6倍。之所以会有这样大的差距缩小,在于中国的经济平均增长率远高于美英等发达国家。按不变价格计算,从1952年到2018年,中国平均增长8。1%。改革开放以来,其中有30多年平均增长率达到9。5%。而美国常年的经济增长率为1%—3%,若增长3%以上就是高速了。

从中国的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来看,新中国经过近30年的发展,到开始改革开放的1978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3679亿元,占世界经济比重的1.8%,在世界排名为第11位。由于我国经济增速远胜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因此,我国的经济总量占世界比重的排名持续上升。2000年我国的经济总量超过意大利,成为世界第六大经济体。2005年超过法国,2006年超过英国,2007年超过德国,2009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8年我国GDP突破90万亿元,占世界经济比重近16%。将来要超过美国,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一。但应考虑到,我国人口近14亿,按人均计算依然落后。我国人均GDP要达到3万或4万美元还需要走较长的路。

国家统计局发布了新中国70年来经济社会发展的系统资料,其中包括农业、工业、耕地灌溉面积、农业机械化程度等的发展状况,也包括三次产业均衡发展状况以及消除贫困人口、城镇失业率、就业率、消费水平、迈向全面小康等具体事项。从系统资料中,我们特别应当注意到,我国已成为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200多种工业品产量居世界第一,制造业增加值自2010年起稳居世界首位。

随着新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广大居民的生活水平也在提高。经济社会越发展,财富越增加,居民收入越增多,用于生存资料如衣食方面的支出相对越少,而用于发展资料和享受资料方面的支出相对越高。这就有了用恩格尔系数(用于食品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进行衡量的标准。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出的标准,一个国家平均家庭恩格尔系数大于60%为贫穷,50%—60%为温饱,40%—50%为小康,30%—40%属于相对富裕,20%—30%为富足,20%以下为极其富裕。

新中国成立初期,广大贫困居民连温饱都未解决,无法用恩格尔系数统计。随着新中国的发展,恩格尔系数逐渐降低。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公报,2017年中国的恩格尔系数已下降为29.3%,表示进入富裕阶段。当然,也应清楚,人均GDP也好,恩格尔系数也好,是把富人和穷人的差别收入、差别生活支出抹平统计了,这容易掩盖两极分化。我们把贫富分化区分为两种:一种是绝对贫富分化,意味着富者愈富,贫者恒贫和愈贫。剥削制度下的两级分化就是这样,“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正是其写照。另一种是相对贫富分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现了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就产生了贫富分化。这是不应回避和掩盖的事实。但是,我国不会让穷者恒穷和愈穷。我国已解决十几亿人的温饱问题,正向决胜全面小康迈进。我国将通过精准扶贫,到2020年,全部消除贫困人口。从实际情况来看,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普遍提高了。卫兴华本人在旧中国的农村长大,深知贫苦农民缺衣少食、吃糠咽菜(野菜)之苦。卫兴华的祖辈世代务农,只有过大年可吃上一顿白面饺子。平时有玉米面窝头算是好的,只给男劳动力吃。卫13岁时,因日军侵入家乡,失学务农。冬天农闲,每天去离村十几里地的山里打柴,口袋里装上一个糜子面黑窝头,中午就在山上迎着冷风将窝头吞下,傍晚背上山柴回家。在农村家乡生活了17年,没有吃过一顿白面面条,也没有吃过一顿白面馒头。现在回家乡一看,家家户户吃白面、大米了,生活完全变了样。农户将收获的玉米卖掉,换成白面大米;外出打工的赚了钱回家盖新房迎新人。农村衣着与城市也差不多了。虽然,我国农村面貌发生了变化,农民生活水平得到了改善,但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还比较低,广大农民还谈不上富裕,建设现代化新农村还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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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学术》总编辑杨健民(左)、卫兴华教授(右)

二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理论和实践发展过程

(一)实践毛泽东主席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制定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

毛泽东主席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创新与发展。马克思认为,由资本主义转向社会主义,需要通过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取得政权,经过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建立起作为共产主义低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制度。但旧中国不是资本主义国家,而是生产力十分落后、人民十分贫困的半殖民地半封建主义的国家。因此,中国革命应分两步走。先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消灭三座大山即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对中国人民的掠夺和压迫,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制度。待新民主主义社会制度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再向社会主义过渡。这一重要理论从革命战争年代到新中国成立前后,一直坚持着。毛泽东在1939年12月写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这样写道:中国“革命胜利之后,因为肃清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的障碍物,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社会中会有一个相当程度的发展,是可以想象得到的,也是不足为怪的。资本主义会有一个相当程度的发展,这是经济落后的中国在民主革命胜利之后不可避免的结果。……中国革命的全部结果是:一方面有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又一方面有社会主义因素的发展”。社会主义因素在经济上就是民主共和国的国营经济和劳动人民的合作经济。1940年1月,毛泽东完成了《新民主主义论》,其中第六节专讲新民主主义经济。他指出:“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性质,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但这个共和国并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这是因为中国经济还十分落后的缘故。”“在这个阶段上,一般地还不是建立社会主义的农业,但在‘耕者有其田’的基础上所发展起来的各种合作经济,也具有社会主义的因素。”毛泽东反驳了“左”倾空谈主义,强调说明:第一步是新民主主义,第二步才是社会主义。“而且第一步的时间是相当地长,绝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成就的。”在1947年12月25日发表的报告《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又讲:“由于中国经济的落后性,广大的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所代表的资本主义经济,即使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在一个长时期内,还必须允许它们存在;……还需要它们中一切有益于国民经济的部分有一个发展;它们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还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要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民经济,包括起领导作用的国营经济,及个体农业经济,小工商业者的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新民主主义国民经济的指导方针必须紧紧地追随着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这个总目标。”从这一论述中可以看出,新民主主义经济要兼顾公有制和私有制经济的发展;要让资方和劳方都获得利益。而实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目的,是服从于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任务。

新中国建立新民主主义制度,遵循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状况的规律。在新民主主义制度准备建立的过程中,既要考虑到和处理好不同经济成分之间的生产关系,又要考虑到和重视生产力和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这一思想充分体现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的1949年3月毛泽东主席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讲话中。他特别指出:“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城市中的其他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如果我们在生产工作上无知,不能很快地学会生产工作,不能使生产事业尽可能迅速地恢复和发展,获得确实的成绩,首先使工人生活有所改善,并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那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要失败”。毛泽东还制定了解放城市后发展经济的方针政策:“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这也成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经济政策。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的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制定了作为临时宪法的共同纲领,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保护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及其私有资产,发展新民主主义的人民经济,稳步地变农业国为工业国”。根据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在新民主主义制度下,允许和鼓励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个体经济发展。“共同纲领”所制定的经济政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是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也就是通过所谓“四面八方”的政策,达到发展与繁荣的目的。

台湾宾果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建立新中国,就是要让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让全国劳动人民摆脱受侵略、受压迫、受剥削、受穷困的处境,不断提高生活水平。这一切都需要有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为前提。

这里涉及新民主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问题。总结新中国70年的发展经验,不能回避或模糊这个重要问题。新中国成立初期直到1952年国民经济快速恢复,毛泽东和中央一直信奉由于我国革命是在生产力落后的基础上取得政权的,应首先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制度,将来条件成熟时,再由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新民主主义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最重要的一部分,当然要认真践行。作为新中国临时宪法的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在各方面都突出了新民主主义的特色,不仅明确提出新中国“实行新民主主义”“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还表现在其他多个方面。如五星红旗的一个小星原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其他三个小星分别代表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共同围绕着代表中国共产党的大星星运转;青年团定名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还应注意到,当制定政协共同纲领时,有的代表提出应把社会主义的前途写进共同纲领中去。刘少奇代表中央讲话时回应说:“有些代表提议把中国社会主义的前途写进共同纲领中去,但是我们认为这还是不妥当的。因为要在中国采取相当严重的社会主义的步骤,还是相当长久的将来的事情,如在共同纲领上写上这一个目标,很容易混淆我们在今天所要采取的实际步骤。无疑问,中国将来的前途是要走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去的。……但这是很久以后的事情。”显然党中央是要践行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根据我国生产力极端落后的国情,先建立新民主主义制度,在国有经济指导下,公私经济并存,共同发展,有利于快速发展生产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二)发展形势大变化,转向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

然而,情况发生了变化。1952年国民经济刚刚恢复,毛泽东主席在中央书记处的一次会议上提出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他说:“什么叫过渡时期?过渡时期的步骤是走向社会主义。……类似过桥,走一步算是过渡一年,两步两年,三步三年,十到十五年走完。……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还多一些的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及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53年6月15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话时又提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十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讲话中还批评了刘少奇提出的“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同时批评了“确保私有财产”的口号。毛泽东主张“提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比较好”。“所谓逐步者共分十五年,……走得太快,‘左’了,不走太‘右’了。”同年8月,毛泽东主席对过渡时期总路线作了较完整的表述:“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事实上,三大改造的实践从1953年算起到1956年完成,只用了3年时间。与预期10—15年的时间相比,大大缩短了。但也不会有人去搬毛泽东主席的话:“走得太快,‘左’了。”因为从三大改造的过程来看,表现得顺理成章,水到渠成。

新中国成立后,经过三年经济恢复时期,又经过三年“三大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放弃了毛泽东主席先建立新民主主义制度的理论,放弃了全国政协共同纲领所规定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和政治纲领。怎样评价这一重大转变?长期以来,只用一句话交代过去:我国是“从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但是,这个理论和实践问题,涉及新中国70年来的一系列问题,不应回避。所以本文以较多篇幅,讨论一下这一问题。

第一,新中国成立不久就进行三大改造,消灭一切私有制经济,“让资本主义绝种”,建立以单一的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而改革开放后,实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既不搞单一的公有制,又不搞私有化。这两种制度显然难以统一。现在理论界的著作一般既肯定前者,又肯定后者,竟然看不出二者之间存在着难以统一的矛盾,是在“和稀泥”。从经济发展的实践看,改革开放40年获得的成果,在人类历史发展中是空前的。这就有理由和有必要重新审视急于消灭一切私有制的三大改造是否完全必要。

第二,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内容是“一化三改”。一化,是工业化。显然,低估了我国“一穷二白”基础上实行工业化的长期性和艰巨性。原想用10—15年的时间实现工业化,也可能与工业化的低标准有关。经过了70年发展的今天,还没有完全实现工业化。工业化和三大改造有无必然联系?似乎实行三大改造是为了尽快实现工业化。当时把“一化三改”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形象地称之为主体和两翼。工业化是总路线的主体,三大改造是其两翼。其实,实行工业化并不需要将私有制经济一律改造为公有制经济。

第三,1952年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时,显然是个人决策,并没有在中央政治局或常委内部酝酿讨论过。刘少奇还因主张“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而受到批判。这种不经集体讨论的个人决策,如获得成功,会激励以后在其他重要问题上的个人决策。在社会主义事业中,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决策层的主观能动性、预见性和自觉性提高了。这本来是社会治理上的一项长处,但如果出现经济政治等有利客观条件,主观上又急于求成,就会夸大主观能动性。“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会变异为特殊境遇中的主观唯意志论。1958年大跃进中高喊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就是其表现。为什么改革开放前会出现“左”的严重错误,如果只归结为胜利面前头脑发热、急于求成,不能认清根本问题。

台湾宾果第四,可以肯定,1953年超越新民主主义制度,转向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既有其客观原因,又有其主观原因。朱佳木同志于2014年9月25日发表于《人民日报》的《走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阔历程》一文,阐述了1952年“毛泽东同志关于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设想发生了变化”而“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目的是为了抓住当时国内国际的有利时机”。这个说明有道理。它首先肯定了1952年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就是不再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制度,而转向“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这符合历史实际。该文提出,提前过渡是有历史原因的。是什么原因,可以有不同理解。我们认为,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客观原因,与实现工业化、建立重工业体系无关,而与我国革命和建设事业节节胜利,缩短了原来的预期时间有关。其中有:解放战争只用3年就奠定了全面胜利;抗美援朝战争获得胜利;“三反五反”、土地改革成绩显著;苏联同意帮助我国进行工业建设,先后共支援156项大中型建设工程;1952年,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都超过了战前最高水平;国营工业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有较大增长,从1949年的26.3%增长到1952年的41.5%;全国劳动人民和各民主党派以及资产阶级都拥护共产党的领导,特别是工人阶级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生活获得改善,劳动热情高涨,劳动模范不断涌现。毛泽东主席在全国人民心目中有极高的威望。在新中国的这种新条件下,毛泽东主席认为,在这些有利条件下,可以超越新民主主义阶段,直接转向社会主义。从主观因素来看,共产党人进行革命斗争,就是要消灭剥削制度,建立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制度。革命者历尽千辛万苦,总希望自己追求的理想能够尽早实现,能够更早更快地造福人民。因此,在出现有利条件时,容易“急于求成”。这种“急于求成”是出于“为公”“为民”的善良愿望,但从长远后果来看,如果违反了生产关系要适合生产力发展的规律,最终还是会出现负面效应的。1958年开始的发展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中的极左理论与实践,以及十年“文化大革命”,与1958年前出现的“左”的苗头有无联系,值得讨论。

第五,1956年,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前完成,召开了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根据八大提出的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因而主要任务是大力发展经济文化。1956年的经济社会发展是比较快的,成绩是巨大的。但是,成绩的背后蕴含着问题。周恩来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中指出,1956年的发展存在冒进事实。基建投资增长太快,货币发行总数偏多,出现财政赤字。周恩来的报告没有人提出异议。会议的最后一天,毛泽东主席讲话说:从前四年的情况看,第一个五年计划是正确的。至于错误,确实有,这也是难免的,因为我们缺少经验。6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既要反对保守主义,要反对急躁冒进》的社论,统一了思想。然而没有想到,反急躁冒进的言论惹来横祸。1957年1月,毛泽东主席在一个会议上对反冒进提出批评。他说:去年反冒进的结果,出现了右倾。同年9月,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又批评反冒进。断言反冒进扫掉了几个东西,一是扫掉了多快好省,二是扫掉了农业发展纲要40条,三是扫掉了促进委员会。后来又在1958年召开的中央南宁会议、成都会议和北戴河会议上,继续严厉批判反冒进,说反冒进是政治问题,泄了6亿人民的气。在3月的书面说明中,更尖锐地说:没有预料到1956年会发生打击群众积极性的反冒进事件,都给右派猖狂进攻以相当的影响。在同年5月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几位主张反冒进的有关领导同志做了检查。这种不断高调批判反冒进、反右倾所起的作用,只会催生“左”的思潮。这成了1957年反右扩大化和1958年极左运动的先导。

我们所以要具体讲这个问题,是因为从历史发展事实来看,1958年和以后的“左”的狂风并不是偶然出现的。如此严厉地批判反冒进,一是应明确,关于经济发展的理论和实践是非,以及发展经济的决策,究竟是应实行集体领导与决策,还是可以完全由个人主导;二是批评反冒进造成所谓严重恶果,其实并不存在。

第六,超越新民主主义社会制度,直接转向社会主义,从当时的现象看来是成功的,但它激励了过高估计个人主观能动性,忽视集体决策的偏向。其负面效应最终还是会表现出来。过早的消灭一切私有经济,带来了居民生活中的诸多不便,日用消费品花色品种减少,服务质量降低,消费品供应短缺。毛泽东主席注意到这个问题。1956年12月7日,他同民建和工商联负责人谈论时提出:“上海的地下工厂同合营企业也是对立物。因为社会有需要,就发展起来。要使它成为地上,合法化,可以雇工。现在做衣服要三个月,合作工厂做的衣服裤腿一长一短,扣子没眼,质量差。最好开私营工厂,同地上的作对,还可以开夫妻店,请工也可以。这叫新经济政策。我怀疑俄国新经济政策结束得早了,……只要社会需要,地下工厂还可以增加,可以开私营大工厂,订个协议,十年、二十年不没收。华侨投资的二十年、一百年不要没收。可以开投资公司,还本付息。可以搞国营,也可以搞私营。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只要有原料,有销路,就可以搞。现在国营、合营企业不能满足社会需要。如果有原料,国家投资又有困难,社会有需要,私人可以开厂。”

毛泽东的这一“新经济政策”思想是有见地的,但紧接着1957年“反右”后的“左倾”思潮日盛,其设想未能实现。后来,他的这一设想在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实现了。

三 新中国前30年的成就和失误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结束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废除了外国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和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特权,实现了中国大陆的高度统一。劳动人民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这是百余年来中国的仁人志士、革命先驱奋发图强梦寐以求的愿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实现了。

新中国的建立,离不开毛泽东同志的丰功伟绩。在新中国前30年的发展中,他既有理论和实践方面的创造性贡献,也有失误。2013年,习近平同志《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对毛泽东同志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功过,作了科学的实事求是的评析。他指出:“毛泽东同志毕生最突出最伟大的贡献,就是领导我们党和人民找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确道路,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础性成就,并为我们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积累了经验和提供了条件,为我们党和人民事业胜利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台湾宾果习近平同志也同时肯定,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中,走过弯路,在他晚年特别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他赞同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毛泽东同志功过的评价。习近平同志对党和领袖人物犯错误的评论,值得我们铭记。他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对自己的错误所抱的态度,是衡量这个党是否真正履行对人民群众所负责任的一个最重要最可靠的尺度。我们党对自己包括领袖人物的失误和错误历来采取郑重的态度,一是敢承认,二是正确分析,三是坚决纠正,从而使失误和错误连同党的成功经验一起成为宝贵的历史教材。”

不能用改革开放后40年的巨大成就否定改革开放前30年的发展成就,尽管前30年犯有严重“左”的错误,损害了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但在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等诸方面还是有显著成就的。新中国的成立洗刷了百余年丧权辱国的耻辱,为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国际国内条件。新中国成立前,中国不会造一辆汽车、一辆拖拉机,一穷二白,新中国成立后的30年中,我们建立了完整的工业体系,能够生产出旧中国生产不出的各种现代工业产品。这里没有必要具体罗列各种新成就的资料,可谈一下众所关心的经济发展速度和规模问题。

由于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的统计体系不同,以前是用苏联的方法,按国民核算体系(SNA)计算;改革开放后,按西方的核算方法(GDP)计算,因此,有些统计数字并不统一。现在一般讲改革开放前30年,实际上准确说是27年(1949—1976),其中前3年,国民经济恢复性发展超过了1936年的最高水平。全国工农业总产值比1949年增长77.5%,其中工业总产值增长145%,农业总产值增长48.5%。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明显改善,全国职工平均工资比1949年提高7%左右,农民收入也增长30%以上。新中国前8年(1949—1957)经济发展也是高速的,到1957年底,工业总产值比1952年增长132.5%。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1953—1957),共有450个限额以上的工厂建成。粮食产量达到3700亿斤,比1952年增加610多亿斤。建立了飞机制造、汽车制造以及高级冶炼等工业。文化教育医药卫生等都有很大发展。根据有关统计,改革开放前30年的年均增长率为6.1%。这个增速并不算低,主要是靠三年恢复时期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高速发展将平均增长率拉起来了。

1958年到1960年的大跃进和共产风,在两方面违反了经济规律,一是违反生产力发展的规律搞最后归于失败的大跃进;二是违反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状况的规律,搞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化,并要通过人民公社实行共产主义,所谓“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三年严重的“左”的错误,造成全国的严重困难。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1962)时期的生产力倒退,社会总产值、农业总产值和国民收入都是负增长,特别是农业,倒退到新中国成立初期水平。随后进行了国民经济调整,到1964年12月调整任务基本完成。1965年底,工农业总产值比调整前的1962年增长48%。1966年上半年经济发展加快,与1965年上半年相比,工业总产值增长20.3%。但是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开始,1966年下半年国民经济陷入混乱,1967年和1968年工农业生产都出现下降,之后几年有升有降,很不稳定。

以上说明,新中国成立后的近30年中,1958年以前,经济发展基本上是正常的,较快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前胜利完成。国民经济调整时期,经济社会也在正常发展。即使在文革10年中,国民经济也有所发展。这归于负责实际经济工作的老一代中央领导同志的艰苦工作和广大工农群众的辛勤劳动。

四 新中国70年的辉煌成就来源于什么

新中国70年的辉煌成就来源于什么?关于这个问题,学界有种种不同的见解。有人主张我国的发展成就,来源于运用了西方现代经济学。这是远离事实的一厢情愿的自说自话。在这个问题上林毅夫曾写过实事求是的文章,大意是:他曾去西方国家攻读经济学,原以为会取得真经,回国后可大有作为,运用西方现代经济学发展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但事实证明,西方经济学根本解释不了也解决不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问题。这是经验之谈。

台湾宾果有的学者认为,中国的发展奇迹来源于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诚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利于搞活经济,但许多国家都在实行市场经济,并没有中国的发展成就。因为我们是社会主义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发挥了两者的长处,因此,不能忽视两者结合中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还有人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就,在于发展了私有制经济。这是片面的认识。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实行私有制,但经济发展缓慢。旧中国几千年的私有制,也没有出现过新中国7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速度。当然,可以肯定,40年来的快速发展既有非公经济的功劳,更有社会主义国有经济的功劳。

台湾宾果改革开放以来,私有化的声浪不绝于耳。近几年来,多位享受高官待遇的学者,有的主张“取消所有制标签”,有的宣扬“所有制中性论”。这些都于理不通。请问,取消了所有制标签后还有没有所有制?会存在没有所有制的社会么?如果认为会存在没有所有制标签的所有制,那叫什么所有制?再请问,主张“所有制中性论”的高官:所有制怎么中性?国有经济能中性么?私有制经济能中性么?中性后的所有制叫什么所有制?用这种自己也讲不清道不明的伪创新理论糊弄国人,连马克思的所有制常识理论都不懂,真是“可怜无补费精神”!

台湾宾果新中国70年和改革开放40年的成就来源于什么,我们用最简括的三位一体的三句话来说明:马克思主义“行”,中国共产党“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好”。马克思主义是为了解放被剥削被压迫的劳动人民而建立的一种始终放射着真理光芒的理论体系,它既“说明世界”,又要“改造世界”。它的科学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论,吸引着全世界的进步人士为之奋斗不息。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指导的为人民服务的先进政党,奉行以广大人民利益为出发点和回归点的理念。十八大以来,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被提到更突出的地位。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现在国际上重视中国取得成就的“中国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发展的空前成就,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就,它表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好”。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好”,来源于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好”,是中国共产党“能”的结果。而中国共产党“能”,又与马克思主义真理指导密切相关。由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只要遵循和与时俱进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只有坚持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能不断取得新的成功。到本世纪中叶,我国必将建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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